1. COVID-19疫情快讯

■ 2月24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介绍道：“2月21日至24日，甘肃、辽宁、贵州、云南4省先后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由一级调整为三级，山西、广东由一级调整为二级。全国新增确诊病例数已连续5天在1000例以下，现有确诊病例数近一周以来呈现下降趋势，所有省份新增出院病例数均大于或等于新增确诊病例数。

目前看，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国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向好的趋势，有关省份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应急响应级别，做到分区分级精准防控，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月23日下午，钟南山院士传达了一个“好消息”：“23日早晨2点多，国家药监局已经批了几种药品。其中一个是关于如何鉴别流感和新冠肺炎还有副流感的试剂。”

钟南山表示，美国现在流感大流行，涉及的病例远远高于新冠肺炎。中国也有这种（流感与新冠肺炎混合感染的）情况，鉴别出正常人、流感患者和新冠肺炎患者是当务之急。钟南山表示，国家还批准了两个比较合格的抗体试剂盒。这两种试剂盒都是采用的胶体金法，能够测出患者体内的lgM抗体，在患者感染的第7天或发病的第3天就能够检测出lgM抗体，对患者进一步的确诊很有帮助。钟南山说：“特别是对湖北能够很快的鉴别病人做出一个很好的诊断。这样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很快的将正常人和有病的分开”。

据国家药监局公告，应急审批通过3家企业的3个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产品，其中包括2个胶体金法抗体检测试剂、1个恒温扩增芯片法核酸检测试剂。
2月23日，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国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江帆等的文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下的思考》在《中国科学：生命科学》杂志上发表。他们在文中指出了我国在突如其来的病毒面前暴露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上的问题和短板，其中包括了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应急响应机制、科技创新、医疗供给与储备等十个方面。文章指出，新冠病毒疫情防控的早期预案缺失，是造成后续阶段花费巨大成本，举全国之力抗疫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疫情背后，作者还认为公共卫生体系在疫情面前暴露出了长期的系统性问题，包括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仍较薄弱、分工协作机制不全等问题，这导致庞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在突发疫情面前未能及时给出应有的应对措施。除此之外，文章还认为公民素质和科学素养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而这也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1]。

2. COVID-19的生物学研究进展 

■2月23日，北京大学的陆荫英团队在预印本网站Preprint.org上发表重要结果，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脂肪组织和5种癌症组织中ACE2表达量比肺部更高，提示肥胖人群和特定种类癌症更具新冠病毒的易感性，对这些人群作出重点保护将是防疫工作的关键环节。研究者发现，除之前报道的心脏、肾、肠道和睾丸以外，胆囊和脂肪组织（包括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的ACE2 RNA表达水平显著高于肺部。研究者进而比较从肥胖者和非肥胖者体内分离出的脂肪细胞中ACE2受体含量，发现并无明显差异，但肥胖者中脂肪组织更丰富，ACE2受体总量更大，2019-nCoV的易感性更高。研究者发现五种癌症，包括宫颈鳞状细胞癌和宫颈内膜腺癌、胰腺腺癌、腺癌、肾乳头状细胞癌、肾透明细胞癌等肿瘤组织中ACE2表达较周围组织更高，前三种尤甚。其中胰腺癌组织ACE2表达量显著高于肺部，宫颈癌组织ACE2表达量与肺部相近，因此这几种癌症患者被2019-nCoV感染的可能性增加。

文章综合此前研究，提示肥胖人群和5种癌症患者可能是新冠肺炎的高危易感人群，是防疫工作中的重点防护对象。尽管有待临床数据的进一步验证，这些发现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临床上应对新冠肺炎轻症的肥胖人群和癌症患者给予特殊关注，注意其可能具有更长的病程或更高的重症风险[2]。

■2月21日，斯坦福大学Ethan Fast和陈滨滨在预印版平台bioRxiv上发表文章“Potential T-cell and B-cell Epitopes of 2019-nCoV”，对2019-nCoV潜在的T细胞与B细胞抗原表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者结合结构生物学和机器学习的计算工具，基于病毒蛋白抗原呈递和抗体结合特性来识别2019-nCoV的T细胞和B细胞的抗原表位，并用SARS-CoV的实验数据验证了计算的有效性。他们鉴定出了405个病毒肽，它们对于人类MHC-I和MHC-II等位基因具有良好抗原呈递分数；以及2019-nCoV刺突蛋白受体（Spike Protein Receptor）结合结构域附近的两个潜在的中和B细胞表位（440-460和494-506）。他们分析了来自四大洲的68个病毒基因组的突变谱，并确定了96处突变，而这些突变更多地出现在具有良好MHC-I抗原呈递分数的区域，刺突蛋白受体结合域附近没有突变存在。这项研究对于2019-nCoV相关疫苗的开发有促进作用，结合临床数据，这一工作也能揭示抗原呈递分数与疫苗功效之间的联系[3]。

3. COVID-19的流行病学研究 

■ 武汉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喻莉在预印本网站medRxiv上对109名确诊新冠肺炎患者的情况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新冠肺炎患者，病死率接近50%，如果ARDS达到中重度，病死率更是高达70%。

武汉中心医院这次分析的109名患者，在1月2日-2月1日入院，随访至2月12日。值得注意的是，这109名患者首次核酸检测的阳性率只有24.8%，而影像学上出现双肺炎症表现的比例高达91.7%。出现ARDS的53名患者中位年龄是61岁，比不出现ARDS的患者大了12岁，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基础病的比例也更高，且全都有影像学上的肺炎表现。

在入院时的实验室检查方面，出现ARDS的患者淋巴细胞计数更低，而C-反应蛋白、血乳酸、中性粒细胞计数、降钙素原、D-二聚体、血尿素氮、乳酸脱氢酶等指标，都出现了显著升高。依据患者ARDS的严重程度，研究团队又对患者特征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出血乳酸水平、D-二聚体、淋巴细胞计数等一部分实验室检查结果，是与ARDS严重程度存在明显相关性的。同样的关联也体现在治疗手段上，中度和重度ARDS患者，接受糖皮质激素治疗、高流量鼻导管吸氧的比例更高，住院时间也更长。但遗憾的是，这些治疗还不足以挽回更多ARDS患者的生命。34名中重度ARDS患者中，有25名已经去世，其中10名重度ARDS患者全部去世，15名(62.5%)中度ARDS患者去世，而轻度ARDS患者只有1(5.3%)名去世。从这些数据来看，常规的抗病毒治疗、激素、免疫支持等手段，似乎都不能提高患者的生存率[4]。

论文的通讯作者喻莉主任表示：“疫情早期患者人数的迅猛增加，和武汉局部医疗资源的相对不足，导致一些重型和危重型新冠肺炎的患者早期无法得到充分、积极的救治。我们要呼吁重症医生在疾病爆发早期参与到治疗中。”“这些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是极具意义的，因为在医疗资源紧张的状况下，如何处理好重症患者是一个难题，而这些国家又更容易出现疫情大爆发，于是重症患者引发的这种矛盾势必会加剧，这需要所有医疗工作者的重视。”“我国面对疫情爆发，展示出的果断和高效决策，值得其他国家借鉴，政府一定需要早期介入，实现对一线疫区医疗资源的有效和合理调配。”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John E. L. Wong等人近日在JAMA上发表观点性的文章。首先对新加坡这座离武汉有3400km的城市的病例进行了总结，文章称政府和城市积极应对，但新加坡依然普遍焦虑，因为大约10-20%的病例发展为重症，而重症的病死率是比较高的。只有发展疫苗和特效药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疾病的蔓延和带来的焦虑，但可能需要一年或以上的时间才会有全球可使用的疫苗[5]。

参考文献：

[1] 丁蕾, 蔡伟, 丁健青, 等. 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下的思考. 中国科学: 生命科学.

[2] Jia, X., et al. Two Things about COVID-19 Might Need Attention. Preprints. 23 Feb, 2020.

[3] Fast E, Chen B. Potential T-cell and B-cell Epitopes of 2019-nCoV. bioRxiv 2020:2020.02.19.955484.

[4] Liu Y, Sun W, Li J, et al. Clinical features and progression of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in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medRxiv 2020:2020.02.17.20024166.

[5] Wong JEL, Leo YS, Tan CC. COVID-19 in Singapore—Current Experience: Critical Global Issues That Require Attention and Action. JAMA 2020.

供稿 | 坪山生物医药研发转化中心、科研部

编辑 | 鲍 啦